下午四点半的时候，三号诊室外面排队的患者只剩最后两个。
贺知舟把上一个患者的检验单递出去，靠进椅背拿起保温杯拧了一口。
手机在桌面上震了一下，来电显示是一串以021开头的号码，上海区号。
他看了两秒，接了。
“贺知舟医生？”
对方的声音带着一点鼻音，像是感冒还没好透，语速不快，中文里夹着偶尔的气音停顿。
“我是。”
“我姓吕，吕正恒，三年前在柏林Charité跟你搭过一台手术，我是麻醉。”
贺知舟拿着杯子的手没动，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，落在诊室门板的某个位置。
“吕正恒。”
他把这个名字从记忆里翻出来了。
瘦高个，厦门人，在柏林做麻醉访问学者，说话带闽南口音，术中习惯用左手推药。
“你现在回国了？”
“去年回来的，在上海瑞金。”
贺知舟把杯盖拧紧了搁在桌上。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电话那头停了一下，听得到医院走廊里推车经过的闷响，跟贺知舟这边的背景音如出一辙。
“贺医生，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你说，电话里不太方便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关于那台手术。”
贺知舟的手指搁在桌沿上，没有收紧，但指腹按在桌面的力道重了一点。
那台手术。
不需要吕正恒说是哪一台，贺知舟知道。
2021年11月17号，柏林Charité大学附属医院中央手术室。
主动脉弓置换合并支架象鼻手术，全程体外循环，手术时间预估六小时。
患者术中出现不明原因的大出血，血速度远超术前评估，止血花了四十分钟，患者险些下不了台。
最终虽然救回来了，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，在ICU躺了三周。
那台手术之后，贺知舟被停了主刀权限，接受了长达两个月的内部调查。
调查结论是操作失误。
“吕正恒，你说关于那台手术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变重了一点。
“贺医生，术中大出血的原因，可能不是你的操作问题。”
贺知舟的后背贴在椅背上，整个人没有任何明显的姿态变化，但桌面上那只保温杯的金属表面映出了窗外的光在晃。
是风把窗帘吹动了。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当时负责维持麻醉深度和血流动力学监测，出血发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看了凝血指标。”
吕正恒的声音放低了半度。
“术前备血和凝血功能检查都是正常的，但出血发生的时间点非常奇怪，正好是你开始做弓部吻合的窗口。那个时间段我刚推完一组肝素，但剂量是按照标准体重换算过的，不应该出问题。”
“所以？”
“所以我后来翻了一遍麻醉记录，发现术前的ACT值和术中的对不上。”
ACT，活化凝血时间，体外循环手术中最关键的凝血监测指标之一。
术前的值偏低，意味着凝血功能正常。
术中的值飙高，意味着抗凝过度，出血风险陡增。
但如果肝素剂量是标准的，这种偏差不应该存在。
“你的意思是肝素剂量被动过？”
“我不确定。”
吕正恒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了很久的东西。
“当时手术太混乱了，出血量一度超过三千毫升，你在前面堵出血点，我在后面拼命输血稳循环，根本没时间去核实这个疑点。后来你被调查了，我的合同也到期了，回国之前我把自己那份麻醉记录存了一份电子版。”
贺知舟的手从桌沿移开，搁在膝盖上。
“你存了三年才联系我？”
这句话没有责备的意味，语气跟问他今天吃了什么一样平。
但吕正恒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。
“贺医生，我回国以后一直在想这件事，但没有确凿证据我不敢说。最近我在整理电脑里的旧文件，把当时那份麻醉记录又调出来看了一遍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我发现一个东西。术中肝素追加的那一组药，记录上写的是我推的，时间精确到分钟，但那个时间段我正在处理患者的中心静脉压报警，两只手都在调泵，不可能同时去推肝素。”
贺知舟坐在椅子上没动，诊室外面走廊里有患者咳嗽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。
“你是说那一组肝素不是你推的。”
“记录上写的是我，但我确定不是。”
吕正恒的声音低到贺知舟需要把手机贴紧耳朵才能听清。
“贺医生，那台手术可能有人动了手脚。”
诊室的日光灯管在头顶发出持续而单调的嗡鸣，窗帘被空调的出风吹得微翻卷。
贺知舟的嘴唇合在一起，没有松开。
“你在上海哪个医院？”
“瑞金，麻醉科。”
“我这周不一定能过来，下周给你回电话。”
“好。贺医生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那份麻醉记录的电子版我只存了一份，原件在柏林的档案室里。如果有人查到我在查旧档，可能会引起注意。”
贺知舟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一寸，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通话时间。
四分三十七秒。
“吕正恒，在我联系你之前，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这件事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电话挂了。
贺知舟把手机扣在桌面上，屏幕朝下。
诊室门被敲了两下，护士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
“贺医生，最后一个号了。”
他把手机塞回白大褂口袋，嗓子里应了一声。
“让进来吧。”
门推开，患者走进来坐下。
贺知舟的手指搭在鼠标上，屏幕上跳出患者信息，他的目光扫过去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开始问诊。
但那只握过手机的左手，从患者坐下到离开的全程，一直没有放到桌面上。
它攥在膝盖底下，保温杯的余温还留在掌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