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上旬。图书馆二楼阅览室。
陶爱民在查国债的资料。钱取出来了，但他还没买。他在等一个更好的进场点。
国债柜台的价格还在涨，但涨幅在收窄。他不急。
阅览室里人不多。中午十二点半，多数人去食堂了。
他面前摊着《中国金融》杂志，翻到一篇关于国债回购市场的文章。看了一半，听见隔壁桌椅子响。
有人坐下了。
他没抬头。这种时候图书馆来人正常，吃完饭来看书的不少。
过了一会儿，一股味道飘过来。
泥土的味道。不是花盆里那种干土的味，是湿的、带点青草气息的泥味。
他翻了一页杂志，目光没动，但鼻子在分辨那个味道。
水稻田的泥。他认得。
插秧季节的稻田，水漫过泥面，日头一晒，表层那层泥就发酵出一股微酸的湿味。这股味道和旱地的土不一样，旱地的土偏碱，闻着发干、发涩。
他终于抬头看了一眼。
隔壁桌坐了个女生。短头发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格子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。面前摊着一本很厚的书，封面写的是《植物生理学》。
她在低头写字，右手握笔，左手压着书页。左手腕上沾着泥，指甲缝里也有，像是刚洗过但没洗干净。
她写了两行，抬头去翻书。翻到一页，看了几秒，又低头写。
陶爱民收回目光，继续看自己的杂志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隔壁桌响了一声。不是椅子，是书。她合上书站起来，往书架那边走了。
他扫了一眼她留在桌上的东西：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，包口没拉上，露出半截铅笔和一把小剪刀。还有一张借书卡，卡面朝上放在桌上。
他没去看。
三分钟后，女生回来了，怀里多了一本书。她坐下，把书翻开，开始往笔记本上抄。
陶爱民在抄国债数据，她在抄植物生理学笔记。两人隔着一张桌子各忙各的。
安静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。
陶爱民起身去书架找一本书——《社会主义财政学参考》，上次来时看到过，在第三排架子中间层。他走过去，手指划过书脊，找了几排。
找到了。但书旁边空了一格。他记得上次来时，空格那个位置放的是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。
他伸手摸了一下那个空格。灰不大，说明借走的时间不长。
他站在书架前想了一下，转身回到座位，翻开《中国金融》杂志的目录页，找了一下关于国债的论文索引。有一条：陈共等编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，财经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版。
就是这本。
他起身往借阅台走。路过隔壁桌时，帆布包上的借书卡又映入他眼帘。他这次看了一眼——不是故意的，目光自然扫过去的。
卡上打印着借书人信息和借阅记录。最近的一条是一周前，借的是《果树栽培学》。
他到了借阅台。
“请问，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还在吗？陈共编的。“
管理员翻了翻卡片盒。“借出去了。“
“什么时候到期？“
管理员抽出借书卡看了一眼。“五月十五号。“
“好，谢谢。“
他转身往回走。经过隔壁桌时，那女生正抬头看他。不是看他这个人，是看他刚从借阅台走回来这个动作。
“你刚问的那本书，“她开口了，声音比他预想的小，“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？“
陶爱民停了一步。
“嗯。“
“我借的。“她低头翻开帆布包，那本书就在里面，夹在《植物生理学》和笔记本之间，“我下周就还。你要用的话——“
“不急。“陶爱民说，“你先看。“
她看了他一眼，又低头了。“哦。“
安静了一会儿。
陶爱民回到自己座位坐下，继续看杂志。但他没有翻页，在想别的事。
她借了《果树栽培学》，又借了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。两个方向完全不搭。
过了几分钟，她又开口了。
“你是经济系的？“
“嗯。“
“那本书我看不太懂，就是觉得目录里有几个概念挺有意思。什么'国债负担率'。“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“我借它是为了查一个数据。果树投资周期长，跟长期债券有没有可比性。“
陶爱民看了她一眼。这个思路虽然粗糙，但不是外行能想到的。
“你是农学院的？“
“园艺系。一年级的。“她把手边的书合上，露出封面，“你是怎么——哦，我是看你在看《中国金融》。“
陶爱民没说话，目光落在她左手腕上。泥迹还在。
“你刚从试验田过来？“
她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。“嗯。水稻试验田，帮师兄做取样。“
“水稻田的泥，“陶爱民说，“洗了也不容易干净。指甲缝里留着呢。“
她下意识把手指蜷了一下。然后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睛里有点意外。
“你怎么知道是水稻田的？“
“闻得出来。“
她盯着他看了两秒，忽然笑了。不是客气的笑，是真的觉得好笑。“你是经济系的，还会闻土？“
“小时候下过田。“陶爱民把目光收回来，翻了一页杂志，“水稻田的泥偏酸，旱地的土偏碱，味道不一样。“
她没有再问。但安静了半分钟后，她说了一句：“我叫苏晓晴。园艺系。“
“陶爱民。经济系。“
她点点头，重新打开《植物生理学》，继续抄笔记。
陶爱民也继续看他的杂志。
阅览室又安静下来了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桌面上挪了一寸。她的笔尖在纸上沙沙响，他的杂志翻页时哗啦响一下，然后又归于安静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话了。没抬头，像是在跟自己的笔记本说。
“其实我考农学院，不是冲着农学院来的。“
陶爱民没接话，但也没翻页。
“家里种果树。种了二十多年了，一直种不好。我爸说土壤不对，我妈说品种不对，他们吵了十几年也没吵明白。“她的语气很平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我考过来就是想搞清楚，到底是谁不对。“
“搞清楚了吗？“
“没有。第一年什么都搞不清楚。“她翻了一页书，“但我在试验田里待着比在教室舒服。教室里讲的那些东西，到了田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“
陶爱民没说话。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书上写的和实际发生的，永远是两回事。这个道理，课本上学不到。
“所以你借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？“他问。
“想看看人家怎么算长期投资的账。“她合上书，把笔记本也合上，“果树从种下去到挂果，三到五年。这中间全是投入没有产出。我想知道这种长周期的投资，有没有什么规律可以算。“
“有。“陶爱民说，“但不是在国债那本书里。国债讲的是流通和定价，不讲投资周期。你要找的是项目评估的东西——净现值、内部收益率。“
她抬起头看他。“这些词我没听过。“
“经济系大三的课。“陶爱民说，“回头我帮你找本书。“
“好。“她说得干脆。
下午一点半，她开始收拾东西。把书装进帆布包，铅笔插进去，拉上拉链。站起来的时候，她把借书卡塞进了包的侧袋里。
“那本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，我周五还。你下周一来借应该能借到。“
“好。谢了。“
她走了。帆布包在肩上晃了一下，脚步声往楼梯口去了。
陶爱民坐在原地没动。
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。
刚才那一眼——她借书卡上的借阅记录，他全记住了。
不是刻意去背的。是看到了就记住了。
《土壤学》，四月十五日借。
《果树栽培学》，四月二十八日借。
《植物生理学》，五月三日续借。
《国债理论与实务》，五月五日借。
四本书。两个方向——一个园艺，一个金融。
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住了这些。也许是数据敏感。也许是别的什么。
他把杂志翻到下一页，继续看。
但那几行借书记录，像表格里的数字一样，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。
一个字都没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