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郊诊所不认识青川公司，只认识阮文山右肩那道疤。
二〇〇一年仓库火灾后，他替消防人员搬水管，被倒下的铁架划伤肩膀。那时他还在临时司机表，登记真名，费用由顾北山个人先付。伤口缝十一针，病历写右肩外侧斜疤、旧骨裂和血型。
后来阮文山以我名字去外地，诊所仍用真名。他每两年因阴雨疼痛复诊，顾北山有时陪同。收费册里一共六次，日期跨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七。即使公司文件混了名字，医生看肩膀便知道来的是同一人。
诊所不是权威身份机构，病历也不能证明所有合同归属。它只能证明一个具体身体在具体日期出现过。顾北山看重的正是这点：名字能借，伤疤不能借得一样。
二〇〇七年最后一次复诊，登记员换新人，看阮文山带来的旧工作牌复印件，误把患者名录成贺青川。医生在病历旁手写更正“患者自称阮文山，旧档一致”，并让本人按手印。收费收据却已打印我的名字，没有作废。
一张病历因此又出现两名。顾北山拿走错名收据，另让诊所开真名证明。若有人只得到收据，会以为我右肩有伤；若得到病历，才知道更正。
顾北山没有把错名收据交公司，夹在自己的册里。他认为两张放一起能说明问题。墓碑筹备者后来只拿到十七份文件编号，没有诊所正文，说明顾北山保管至少挡住了这一层。
周年宴前，北郊诊所接到一通电话。来电者自称青川保险部，询问贺青川二〇〇一年的肩伤与血型。登记员以隐私为由拒绝，对方准确报出收费编号和顾北山付款日期。诊所便给顾北山打电话核实。
顾北山没有告诉我。他让诊所将阮文山档案改为本人或母亲书面同意才可查，又把收费册带回家。为什么隐瞒，他后来解释，担心一说，我会立刻把阮文山叫回白鹭，使对方知道电话已暴露。
他想自己看谁还会来问。
第二通电话没有来。三周后，墓碑送到酒店。旧港死者右眉有疤，右肩也有旧伤，血型与诊所一致。若那通电话是为确认替身，对方已经知道阮文山的身体特征，却仍需要确定我们保存多少旁证。
诊所登记员记得声音不年轻，普通话平稳，背景有打印机声。这些特征太宽，无法指人。来电使用河内网络转接号码，追不到具体地点。方启荣、许盛和杜海都否认问过。
顾北山的沉默使我们失去三周准备，也使对方没有因公司大动作而改变计划。很难说哪种结果更好。做局的人常以为掌握信息便能控制一切，实际每一次不通报也可能让无关者暴露在风险里。
我后来问顾北山，若早告诉我，会怎样做。他说我会查电话、换宴会、找阮文山，最后仍用“示形”看谁动，只是自以为准备更多。他不完全信我的办法，尤其假酒之后看见我愿意让最赚钱的店作饵。
我说停酒不是拿人作饵。
顾北山回答：“车、店和名字后面都是人。你算到最后，容易只看见哪一项能承受。”
这句话在阮文山死后才真正落下来。
诊所册还有一项旧记录：阮文山二〇〇七年曾因失眠取过七天药，剂量很低，不足以致死。旧港认错书后来写他独自服药，正利用了这项真实病史。拿到收费编号的人未必见过全文，只要知道他取过药，便能写一个看似合理的死法。
医生在旧港尸检初步说明里否定单纯服药。真正死因仍需调查，认错书便失去“自然解释”。这也是为什么幕后人后来安排钢钉、关押和多种互相冲突的动作：参与者各自用半份真资料，补了自己认为最稳的一层。
北郊诊所没有替青川破案，也没有认识任何大人物。它只在多年里保留同一道疤、同一个真名和六次普通复诊。六十三处产业的电子账可以被人试密码，河内登记可以换负责人，一本小诊所的收费册反而成了最难改的东西。
顾北山把册子放进布袋以后，仍每天到白鹭靠窗位置坐。他不参加周年宴筹备会，却确认自己会在八月十八日晚到场。活动公司给他安排主桌左侧，他改到靠后门的位置，说耳朵怕音响。
有人在代理表上看见这一改动，第二天又把座位换回主桌。顾北山第三次改回靠门，没有签活动单。周年宴当天，他的主桌座位仍会空着，淡茶却照常泡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