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死死盯着摊在工作台上的《凶宅簿》。书页上，除了那幅简笔画和干涸的水渍手印，封面上原本的“等”字已经消失。取而代之的是一行新浮现的字：“第一处，已渡。簿记。”
我盯着“簿记”两个字。这不是我的字迹，也不是爷爷的。给我一种感觉是书本身在记录着。
我合上书，书脊在掌心留下一道红印。红印不是平的，是凸起的，像被烙上去的。
我抬头，看向柜台后的纸人。它的眼眶里已经被塞进了两颗玻璃珠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光，像两颗溺亡者的眼睛。而它的右手，比昨天又抬高了一寸，僵硬地指向后院的方向。
我没有伸手去碰它。干我们这行，最忌讳和沾了因果的物件硬碰硬。我从柜台底下翻出一块旧红布，蒙住了纸人的眼睛，又扯了一段浸过朱砂的红绳，在它身上死死绕了两圈。
做完这些，纸人的嘴角依然是平的，像一条线。
像哭。
我把门锁死。
凌晨三点。我没有睡。我坐在柜台后面，把《凶宅簿》摊在膝盖上，盯着“簿记”两个字。字的边缘在微微颤动，像有生命。
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。蚀纹从手腕贯穿小臂，直抵手肘上方，整条变成了墨黑色，比昨晚又深了一分，像一条吸饱了墨汁的藤蔓。但我能感觉到，藤蔓的尾巴还在往心脏的方向爬。只是速度慢了，像冬眠。
我拿起手机，拨通大伟的号码。响了五声，没人接。第六声，通了。
“砚哥？”大伟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，“又他妈半夜三点？”
“纸扎铺的案子，结了。”
“……结了？”大伟的声音完全清醒了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人死了，事没完。但现在，暂时完了。”我顿了顿，“最近老巷有没有新的案子？”
“没有。”大伟打了个哈欠，“但有个事挺怪的，纸扎铺对门的邻居，说最近几天晚上，铺子里总有响动，像有人在搬东西。房东去查了，门锁得好好的，但……”
“但什么？”
“房东说，铺子里少了一个半成品纸人。”
我没说话，目光不由自主地瞥向角落里那个被红布蒙住的纸人。
“砚哥，”大伟的声音低下去，“你是不是……做了什么？”
“没有。”我把《凶宅簿》合上，塞进怀里，“睡吧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凌晨四点。我靠在柜台后面，眼睛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木板的，板与板之间有缝隙。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，像一条条细蛇，在天花板上爬行。
我突然听见声音，从后院传来。像纸页被风吹动的“沙沙”声，又像有人在黑暗中一页一页地翻。
我猛地转头看向柜台后。那里空荡荡的，原本被红布和朱砂绳镇压的纸人，不见了。地上只留下一滩散发着霉味的死水。
我站起来，膝盖发出“咔”的一声。我走到后院门口，手搭在门闩上。门闩是湿的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。
我没有猛地拉开，而是慢慢抬起门闩，用肩膀顶开门。
月光下，老槐树下，一个纸人站在那里。红布和朱砂绳断成了几截，散落在泥土里。它不是靠着树干的，而是直挺挺站着的。玻璃眼珠对着我，像是溺亡者的眼睛。
纸人的嘴角，有一点下弯，像是在哭泣。
纸人没有动。但我听见声音，那是从纸人的胸腔里发出来的，像纸页被风吹动的“哗啦”声。伴随着这声音，地上那滩泥水似乎在微微蠕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顺着地底往外爬。
我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抵住门框。左手腕的蚀纹突然一烫，像被火烤了一下。
纸人没有追过来。它就站在老槐树下，玻璃眼珠对着我，直直的盯着我。
我猛地转身，冲回店里，把门锁死。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。
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。蚀纹还在，颜色从淡褐变成了墨黑，像一条僵死的藤蔓，在皮肤下微微抽搐。
《凶宅簿》在怀里微微发烫。我掏出来，翻开第一页，原本上面写着“第一处，已渡”的那一行，下面又多了一行小字：“七日已过，煞气未散。新客将至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，手指在纸页上收紧。纸页的边缘，像牙齿一样，微微卷曲。
店里的气温骤然降了下去，阴冷得刺骨。空气中不知何时弥漫起一股浓烈的烧纸味，呛得人嗓子发干。挂在屋檐下的老铜风铃，明明没有风，却发出了几声死气沉沉的闷响。
窗外，老巷的尽头，传来一阵脚步声。脚步声很轻，像纸鞋底摩擦青石板的“沙沙”声。
脚步声在封纸斋门口停住了。
门缝里，塞进了一张纸条。纸条是黄裱纸，边缘裁得极齐。
纸上只有三个字，字迹极像爷爷的笔迹，却是用暗红色的液体写的，散发着尸水混杂朱砂的刺鼻腥臭，墨迹未干：“来还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