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务斋的梁下，那串五百钱依旧挂着，铜锈却已悄然爬上边沿。
自《陈九姑娘》上架以来，整整一月，陈挽星没有问过一次“卖了多少”。她只是每日拨算盘，每日写五千字，仿佛那本书的生死，与实务斋的盈亏无关。
直到这日黄昏，阿福捧着一卷新抄录的简报，脚步迟疑地走进来。
“大人……”他声音很低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，“这是……这是书局刚送来的上月简报。”
陈挽星没有停笔，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才搁下笔，接过那卷薄薄的纸。
纸很轻，却压得她指尖微沉。
简报上只有一行数，墨迹是新的，却冷得像冰：
《陈九姑娘》上月均订：三。
三。
不是三十，不是三百，是三。
三个不知名的读者，愿意每月花三枚铜板，看她的戏文。
阿福不敢看她的脸，只低声道：“奴才打听过了，这三位……一位是管书库的老吏，一位是扫后院的杂役，还有一位，连书局的人也不知是谁，只知每次都是付现钱，从不赊欠。”
陈挽星盯着那个“三”字，看了许久。
她没有愤怒，没有失望，甚至没有一丝波澜。她只是伸出手，从案上那把紫檀大算盘上，拨下了三颗乌木珠子。
“嗒，嗒，嗒。”
三声，在寂静的书斋里，清晰得刺耳。
“三人。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枯燥的账册，“三人愿读，便是三人。实务斋的规矩，不因多一人而骄，不因少一人而弃。”
她站起身，走到梁下，取下那串五百钱的铜串，又从袖中摸出三枚崭新的铜板——那是她昨日用自己的俸银换的。
她将这三枚铜板，郑重地挂在了五百钱的旁边。
一旁是官府的保障金，冰冷，沉重；一旁是读者的心意，微薄，却温热。
“记下。”她对阿福说，“从今日起，《陈九姑娘》的均订，是三。三颗算珠，实务斋受得起。”
阿福眼眶微红，想说什么，却被陈挽星抬手止住。
“你去后院，把那株半死不活的墨兰，移到窗下来。”她吩咐道，“既有人看，便该让它见见光。”
当夜，陈挽星没有像往常一样核对账目，也没有继续写下一章。
她坐在灯下，重新摊开那张写着“均订：三”的简报，在旁边添了一行小字：
“国帑万万，不及民心三颗珠。三珠虽微，可镇山河。”
她想起白日里，那个扫后院的杂役路过实务斋时，曾偷偷往里瞥了一眼，眼神里有一种她许久未见的、近乎虔诚的东西。那时她不懂，如今明白了。
那不是在看一位山长，而是在看一个写故事的人。
次日清晨，陈挽星早早坐到了案前。
她没有先拨那把大算盘，而是先拿起那三枚铜板，在掌心握了握，然后轻轻放在了砚台边。
接着，她铺开宣纸，提笔，蘸墨。
这一章，她写陈九姑娘在实务斋最冷清的时候，如何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堂，拨动算盘，一笔一划，教那三颗看不见的算珠，唱出一曲关于坚守的歌。
写到一半，那个管书库的老吏悄悄进来，放下一小包东西，便匆匆退下。
陈挽星打开，是几颗干瘪的红枣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：
“大人，夜里写书伤神，煮水喝，暖胃。”
没有署名。
但陈挽星知道，那是“三”分之一。
她没有吃那红枣，而是将它们小心地包好，放进了抽屉深处。
然后，她继续写。
笔尖依旧沙沙，像春蚕食叶，也像金戈铁马。
五千字，一字不少。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她看向窗外。
天还未亮，但东方已有一丝微光。
那挂着的五百钱和三枚铜板，在昏暗中静静相依。
实务斋的算盘，依旧沉默。
但陈挽星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已经不一样了。
她拿起一颗红枣，放入口中。
不甜，甚至有些涩。
但一股暖意，却从胃里，一点点，蔓延到了心底。